“三会”主席履历高度相似 均经历央行到农行

    的确，此前，农行前董事长项俊波出任保监会主席;农行前党委书记、行长尚福林先后出任证监会主席、银监会主席。刘士余也在央行任职长达18年，从1996年进入央行，刘士余历任银行司助理巡视员、副司长，银行监管二司副司长、司长，办公厅主任，行长助理。

    “农行走出了三位‘三会’一把手。”在刘士余将出任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、主席职务消息公布之后，有农行内部人士不无欣喜地说。刘士余这一角色的转变，使得现任三会主席都遵循了从央行，到农行，再到“三会”一把手的工作轨迹。

    的确，此前，农行前董事长项俊波出任保监会主席;农行前党委书记、行长尚福林先后出任证监会主席、银监会主席。

    有业内人士则指出，“三会”主席拥有更多共性，尚福林、项俊波与刘士余都是央行出身的领导干部。其中，尚福林在央行工作长达23年，刘士余也任职央行18年，只有项俊波在央行时间稍短，任职央行3年时间。

    “三会”主席的“共享履历”的新局面是否会助力以央行为主导的“大金融监管体系”的推进?今后，“三会”在监管思路和战略协同上也将有更多认同和默契。

    “三会”主席履历高度相似

    兴业银行、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对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表示，“三会”主席都来自农行，可能与农行发展史和上市过程有关。

    “三会”主席中，与农行渊源最深的当属现任保监会主席项俊波。他从2007年6月出任农行党委书记、行长，之后于2009年出任农行董事长。直到2011年10月调任保监会主席。在项俊波掌舵农行四年多时间里，他主导了农行的两地上市。2010年7月15日，农行在A股上市，7月16日，农行在H股挂牌。

    鲁政委对本报记者表示，农行的上市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大型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革的收官之战。过去由于农行主要经营农村领域的贷款，网点多、人员多，在四大国有银行中，农行的资产质量并不出色。但中央希望农行在上市时能够打的漂亮， 所以为了推动农行的改制上市，将很多尖兵都集中到农行。

    对于目前“三会”主席的工作履历，显然，尚福林、刘士余与项俊波均在央行拥有更加丰富的工作经验。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毕业后便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，1994年出任央行行长助理，1996年任人民银行副行长，直到2000年调离央行，共在央行工作长达23年。

    刘士余也在央行任职长达18年，从1996年进入央行，刘士余历任银行司助理巡视员、副司长，银行监管二司副司长、司长，办公厅主任，行长助理。2006年6月，刘士余任央行副行长，分管支付司、条法司等部门。只有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在央行任职时间稍短，自2004年7月至2007年6月出任央行副行长。

    进一步对比“三会”主席的履历，尚福林与刘士余经历更加相似，两位不但都在央行有十多年供职经验，且都担任过央行副行长、农行领导，还曾履职证监会主席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尚福林是前7任证监会主席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任。

    尚福林曾在《求是》杂志撰文指出，对于不合规的金融创新，金融监管机构必须及时说“不”，他称，金融创新应建立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，不能超越法律和监管的“红线”。监管者应当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，防止违规监管套利，严厉查处创新中的违法违规行为，督促银行合规创新。

    相似的观点也多次出现在有着互联网金融“大家长”称号的刘士余口中。2014年2月，时任央行副行长的刘士余在《清华金融评论》发表《秉承包容与创新的理念正确处理互联网金融发展与监管的关系》一文，刘士余指出，机构法律定位不明，可能“越界” 触碰法律“底线”。互联网金融应该有两个法律上的“底线”一个是不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，另一个是不能非法集资。

    相似履历助力大金融监管新格局

    早在2013年，为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协调，保障金融业稳健运行，2013年8月15日国务院发布批复，同意建立由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。但2015年中国股市的剧烈震荡暴露出“一行三会”沟通和协调上的问题，在新的经济金融形势下，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或面临调整。对此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丁志杰教授对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表示，在2015年资本市场波动中，杠杆交易直接助推了前期股市快速上涨和后期指数暴跌。场外配资来源复杂，包含银证保和信托的结构化产品，P2P、众筹等互联网金融渠道，各管一段的监管机构无一了解场外配资全过程。

    金融监管改革已经成为2016年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一项。据境外媒体报道，中国正就合并证监会、保监会与银监会成为单一监管委员会进行讨论。而在此前公布的“十三五”规划中，“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，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”已经成为重要内容。

    另据媒体报道，国务院办公厅已经将其经济局六处独立，设立金融事务局，即秘书四局。属于正厅(司、局)级部门，主要负责涉及“一行三会”的行政事务协调，巧合的是，据市场消息，或将出任主持工作的李振江也为农行原副行长，不过，农行对此并未确认。

    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，丁志杰表示，从“一行三会”的监管体制上看，尚存在信息不畅、责任分割不明确等问题，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“三会”领导相似的背景、履历就能迎刃而解。

    以互联网金融P2P行业为例，2015年出现的诸如E租宝、金赛银、MMM等问题平台的跑路或倒闭现象来看，都是出现在行业监管真空地带，“谁批的孩子谁管”似乎也是“一行三会”体制下的又一难题。

    鲁政委称，一个综合化的监管体制要具有统分结合的特征，统是确保没有遗漏和死角，分是在统一后仍然不丧失专业化的水平。所以一方面不仅需要“每个孩子”都有人管，还要确保创新生出来的“新孩子”也有人管。这就需要监管从业务的实质看，而不是从姓银行，姓保险，还是姓券商来看。

    在近日召开的一场“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”内部研讨会上，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指出，从国际监管经验来看，如果要重构新的金融监管框架，无论是微观审慎政策还是宏观审慎政策，一种值得考虑的思路是把工作机制落脚到三个委员会上，即货币政策委员会、金融稳定委员会以及公平交易委员会。

    黄益平认为，未来无论是维持现在的“一行三会”格局还是建立大一统金融监管框架，或者采用宏观审慎与行为监管双峰模式，都可以考虑把以上三个委员会作为内核工作机制，这样可以既保证其专业性与独立性，又有利于各个领域之间的信息共享与监管协调。